工作坊︱明清西南政治地理研究

??工作坊开幕式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张晓虹教授致开幕词。她指出,西南史地及西南边疆民族史地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科研主攻的重要方向之一,不仅有着较为强大的科研人员和团队,还与西南地区多所高校研究力量有着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历史环境变迁、疆域政区变化、经济社会史领域和研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产出重要成果。近年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杨伟兵教授领衔的西南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团队,在土司历史地理、边疆史地与边界研究等领域的资料挖掘、数据建设、科研立项、成果发表乃至资政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成绩喜人,本次工作坊的召开正是对这些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相信通过项目团队和国内外学者高水平的交流,也将成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学术增长的重要组成。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张晓虹教授致词杨伟兵教授进行了以“中国土司历史地理与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为题的主旨报告。他首先指出,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在面对边疆这一空间单元时,需要关注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不能无视边疆的空间结构,特别是明清大一统格局下的政治区域结构;不能轻视边疆的地缘结构,即存在着的具有空间“双重性”上“过渡地带”类型;二是需要理解西南边疆在自然和人文上的特质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改变了自己和如何适应或改变了周边乃至中国;第三则是以西南的意义,需要审视一些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理念和路数,如政区泛化的倾向和圈层理论究竟是何种性质的“政治地理”。他进而指出,希望以兼具以上讨论价值的土司历史地理研究为突破口,促进对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而后,在系统梳理和回顾土司研究学术史基础上,杨伟兵认为需要依靠一手档案资料,从更好资料体系、更好的方法手段和更为全面视域的疆土、人口管理等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在民族地区的展开来作新的讨论,对历史时期土司层级、幅员、边界、治所驻地等作更为全面和精准考证。他还介绍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土司历史地理研究团队近年来从事的“世袭职授查其沿革,政体建制考其地理,纵横经纬结合”工作情况。

复旦大学杨伟兵教授作主旨报告

复旦大学段伟教授工作坊分四场展开具体的研讨与交流。第一场由吉首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罗康隆教授以《文化包容与互鉴:湘西边墙荷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为题进行报告发言,介绍了明清时期湘西地区的边墙修筑,认为其可视为国家在民族地区实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政策的载体,通过国家的“修政”“修教”“修律”“修业”“修心”“修睦”等政策在湘西苗族地区的实施,重构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与文化,使得湘西边地的苗族从“生”到“熟”,从而使得苗族由“熟”而“国家化”。罗康隆分析指出,这种以政教优先、军事为辅、苗例变通、修业修心修睦并进的明智策略,不仅体现了中央王朝治理民族地区的政治智慧,而且也展现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文化制衡格局。

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线上报告作为土司历史地理研究的倡导者和最早开展相应实证研究学者之一的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强教授,在其《略论西南土司政区地理形成及领地纠纷的调节》报告中将西南土司作为一种地理实体展开讨论,认为土司政区的形成大概可以归之为世袭领地、流官转为世袭与战争扩张三种类型:一是由土著部落世代居住繁衍而在宋元时代受到中央王朝册封形成的土司区域,如容美土司、唐崖土司等;二是因战乱或中央平叛、朝廷赐封形成的土司地理空间辖区;第三类则是因王朝边地发生叛乱、入侵,受命率兵前往镇压,后因中原战乱,王朝中央式微或灭亡,守备长官遂保境割据,世袭为王,在元明时转化为土司的辖区,如播州杨氏土司。

西南大学马强教授线上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吕文利研究员的报告题为《行政区划调整与边疆治理效能研究:以广西钦廉地区1000年、650年、50年的变迁为观察视角”》。他指出,宋代以降,围绕钦廉地区的归属问题,历代政府根据当时的情况不同而有所调整。宋朝广南西路成为独立的高层政区,其背景是交趾的独立,钦廉地区作为边防前沿而受到重视;明代将钦廉地区划归为广东行省,促成此项调整的主导原因便是明初与安南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宗藩关系,“防边”思维压倒了“边防”思维;新中国钦廉地区划归广西,则是国家效能最大化的体现。通过由1000年、650年、50年三个视角考察钦廉地区的归属问题及治理效能,表明了行政区划的调整是为影响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要素之一,和长期治理趋势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吕文利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徐建平教授对复旦史地所收藏的西南地区明清舆图、民国实测地形图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表示为了更好的为学界服务,史地所拟将所藏地图进行整理,逐步上载至古旧地图数据库,并根据版权及地图管理条例,将部分地图上载至复旦大学历史空间综合分析实验室新建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以供学者使用。

复旦大学徐建平教授日本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史学科的武内房司教授基于西南地区商业化发展与人口迁徙活动,以《18-19世纪在西南商业化、移民浪潮下的滇南傣系土司社会》为题,讨论了滇南非汉族社会,特别是土司社会的变化,分类概括了18-19世纪的长期性商业化趋势中本地非汉族社会为应对和适应政治、社会与经济变化,学会与掌握的一系列举措,在此基础上形成“适应-生存策略”的行动模型。

学习院大学武内房司教授线上报告第二场围绕着国界、政区边界及治所考订的讨论展开。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陈维新研究员的报告为《光绪时期中法滇越边界交涉: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舆图为例》,他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周德润等人与法国勘界官员所订条约、界图,以及相关档案为资料,详细复原晚清清廷与法国对滇越段边界交涉情形。陈维新指出,光绪时期清廷与法国对滇越段边界的交涉谈判本主张以大赌咒河为界,但由从谈判定界到到会立界碑阶段,中间波折横

生,层次复杂,经过无数次的交涉与谈判,最后形成的边界线已非清朝政府所希望的以大赌咒河为界,而是一条双方妥协后的边界线,并非以自然屏障为国界,致使以后保持边境稳定极为不易,认为光绪时期的滇越边界谈判失算之处极多。

台北故宫博物院陈维新研究员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霍仁龙副研究员进行了题为《考察、殖民话语建构与中印边界演变——近代英帝国对中国察隅地区的蚕食研究》的报告,以结合境内外各类地图文献分析的知识考古研究手法来考量近代英帝国对中国西藏察隅地区的蚕食行动。他指出,英帝国于1824-1914年间以山地米什米人的历史归属问题及米什米人与藏族的分界线为对象,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和地图测绘,通过四个阶段,最终于1914年形成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察隅地区的走向,对此后的中印边界争端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逐步建构了有利于其侵略扩张的中印边界殖民话语体系。霍仁龙指出,在利用英帝国相关文献和地图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时,要避免陷入其所建构的殖民话语体系当中,才能建构中国自己的中印边界学术话语体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黄学超讲师以新近开展的研究《水经注》所见西南地区政区边界与治所为讨论对象,认为《水经》和郦道元注可体现两层政区边界和治所的信息,通过文本解读可以较明确地了解这两层资料所反映出的政区边界和治所信息。在政区边界层面,可以尝试构拟出一套可能的方案,并以此方案对可以见及的若干郡县边界进行复原;在政区治所层面,可以结合经注,以梳理清楚的水道信息为依托,对政区治所有新的认识。

韩国明知大学史学科郑哲雄教授的报告题为《明代湘西北地域的卫所和隘官》,认为明朝在湘西北一带设立卫所后,便积极将该地区长期以来作为土著势力存在的“隘官”编入其中,通过授予诰命和朝贡体系来谋求地区稳定,使“隘官”从单纯的土著势力转变为受王朝认可的世袭势力。他指出“隘官”是兼具土司、土官、卫所军官三个要素的地域社会的有力阶层,具有一定复合性质,是为明代常规的土司制度之外的存在,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明知大学郑哲雄教授线上报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段伟教授的研究

对南宋以来湖北秭归的七次移治进行了系统性整理,认为秭归治所变动较多,主要受外在因素影响,秭归镇之所以能够长期作为治所实在是因县域内并无其他特别适合设治的地区。他指出,白沙在历史上作为秭归治所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因为三峡水利工程的修建和现代科技的加持,最终成为今天秭归县的治所,也更能促进秭归的发展。土司历史地理考订与研究是本次工作坊的重要议题,第三场报告便以此为主题展开。上海大学文学院郭红副教授《清代广西土巡检司的政区等级探析》的报告以政区层级为对象,考证了清人对广西部分土巡检司政区认知的源头与变化,指出了清人对广西土巡检司的认知经历了从土属政区到县级政区两个阶段。至清末民国初,广西土巡检司改土归流过程中普遍废土官改设弹压,后又改置县,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将其作为县级政区的意识。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郑维宽教授进行了题为《明清时期广西思恩府所属土巡检司的辖域与迁移考析》的报告。郑维宽对明朝在思恩府境内所设九土巡检司辖域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对部分土巡检司管辖地域分散、治所远距离迁徙等情形的考证和推论其背后深层次原因做了举证分析。

广西民族大学郑维宽教授线上报告上海复旦实验中学的杨思华老师通过对乾隆《茂州志》、道光《茂州志》及光绪《茂州乡土志》中有关土司信息的挖掘与整理,获取了清代茂州境内土司所管辖具体聚落的详细清单。在对聚落考证的基础上,参考地形、河流等因素,并结合周边土司所形成的相对位置关系,尝试重新定位清代茂州属大姓黑水土百户与小姓黑水土百户的地理位置。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董嘉瑜博士后也聚焦川西北地区,他的《府界变迁视域下清代川西北黑水河流域族群治理研究》报告以政治地理的视角,思考明清两朝在西南边疆治理模式的不同及其影响。认为明代主要借助军事弹压来维系帝国在边疆区域的军政关系和民族关系,清代则借由军事征讨、改土归流、分隶管辖的方式,主动对黑水河流域的族群展开积极治理,并以“厅”制这种新的政区模式在边疆地区进行推广,基本有效实现了对此流域的管控与治理。而黑水河流域族群内部的分化整合,则从另外一个层面向我们展现了族群本身对王朝势力的适应。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宗晓垠通过文献考订与实地勘察相结合,梳理了明清时期大理府十二关长官司的两次移治,指出了十二关长官司得以长期延续的关键,便是其在白盐井西行运销驿路中的守御作用。而长官司辖境北部铁锁箐、赤石崖势力的消亡,为长官司控御地方和守护盐路释放出了足够的弹性空间,客观上促成了长官司向西移治至米甸坝区的行为。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李昕通过考察成化年间播州宣慰司的嫡庶之争与安宁宣抚司的设置,揭示了明朝前期播州宣慰司管辖众长官司的生存状况及反抗伏笔,以此进一步说明了其历史特殊性及改流必然性。

第四场报告则将研究视角转向了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与文化。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土司研究院)院长陈季君教授首先带来题为《女性地理学视域下的西南女土司与多元化女性形象》的报告。她以女性地理学为视角,探究了明清时期西南女土司空间分布及其环境发生机理。陈季君认为作为西南少数民族独有的一种历史现象和文化景观,女土司的出现及其主体性的建构,除受土司承袭制度的影响外,地理因素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明清时期很多民族尚存母系氏族的残余,性别化的空间分割不分明,使得该地区女性地位较高,从而为众多女土司提供了主体性的空间。她指出,女土司的角色和地位是一个不断变动、复杂的综合体,只有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通过性别地理学空间分析观念与模型,方能对这一领域进行更多的思考和研究。

遵义师范学院陈季君教授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专任讲师西川和孝的《明清时期云南汉字的读写能力问题初探:以红河等边疆地区为例》报告以红河江外地区为个案,讨论了明清时期汉字读写能力在云南的传播,认为在政府层面,具有读写能力的“字识”能够在土司和清朝政府之间进行沟通;在个人层面,随着土著居民和汉人之间土地交易的增加,也产生了汉字土地契约文书。但由于汉人移民的汉字读写能力相对较高,往往使得土著居民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随着汉字实用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土著居民开始积极学习汉字读写。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刘灵坪副教授的报告以《明清时期云南土司地区赋税征收的圈层结构初探》为题,以编户、编丁为标准对明代云南土司的编里、赋税情况进行分类讨论,指出改土归流后被革职或降职的内地和腹地区域的土司,仍然在州县体系下承担着催证赋税钱粮的职能。明代云南“内地”区域编户纳税的土司,其施政模式与流官差别不大,土官辖区己成为州县以下的区划;其外层“腹地”区域的土官在改土归流后,也有逐步向州县下辖的基层区划转变的趋势,故而土司的编户赋税状况亦呈现圈层式特点。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沈卡祥《社会传统与国家治策:明清时期傣泰土司陪嫁地研究》的报告介绍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土司因联姻互赠所产生的陪嫁地。在时空分布上,沈卡祥介绍了土司陪嫁地的诸多特征:陪嫁地通常位于相邻土司交界地带;陪嫁事例逐渐减少,最终消失于晚清;陪嫁地面积大小差异较大,总体上有缩小之趋势。研究认为,土司陪嫁地的盛行与王朝羁縻治策下社会传统的持续运行有关,其产生对相关各级政区幅员、界线和西南边疆国界的划勘、形成有重要影响,并对地方治理有所窒碍。随着中央权力持续下沉,及清王朝从“传统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转变,土司陪嫁地逐渐走向终结。因此,对土司陪嫁地演变的考察,可以揭示联姻陪嫁社会传统演变的历史脉络。

日本帝京大学短期大学的准教授野本敬带来了题为《作为文化资源的家谱:重建“汉化”彝族的历史记忆》的报告,以彝族家谱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彝族土司即便存在认同和源流已经模糊的情况,但仍会调动所有与自己有关的现有文化、知识资源——包括本地地方文献,同时搜集片段的口碑、记忆,以将同一家族中疏远的分支重新结合起来的历史过程。野本敬认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代时期彝族家谱的编纂,均是为了重建过去的“实用”情节以适应当代的需要,试图在官方框架所提供的知识资源的基础上进行重构的过程。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李瑞贤的报告主要介绍了韩国学界对中国土司的研究,同时对该领域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郑哲雄教授所著《明清时代湖广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与国家权力(1368-1735)》一书的内容和特点展开了汇报。李瑞贤认为该著主要特点在于:强调了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岳地区资源的重要性;与一般著作提出认为土司制度为间接统治的放任性质相反,该书综合分析了为里甲制和卫所制度在少数民族乡村地区并行的朝廷尝试及其结果;认为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湖广地区土司以外的其他地方势力的崛起及其引发的多层社会变化,是为清朝能够更自然地进行改流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李瑞贤也就书中内容提出了部分批判性的意见。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次学术工作坊召集人杨伟兵教授作了总结。杨伟兵指出,本次学术研讨具有广泛性、前沿性和跨学科的特点,展示和讨论的议题已涉及历史地理学、边疆民族史、区域社会文化史和政治制度史等领域。工作坊的主题虽是历史政治地理,但各与会学者报告议题的丰富性和观点的差异性,足以反映与会学者当下研究具有创新性和前沿性,为拓深西南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提供了丰富营养。其次,工作坊的讨论较多关注和强调制度史研究“下沉”的实证,较之以往许多有关西南边疆民族史地和土司史的研究,有四处“特别”:特别强调一手档案的利用和优化资料论证体系,注重政治过程与运作研究;特别注重构建多重知识体系,在研究中实现历史文献分析法、地图利用、实地考察及多文本解读的综合,善于利用知识考古手法解读多样史料;特别强调比较研究,在时间上既有长时段的研究,也有中时段、短时段的讨论,在空间上既关注大尺度的地理空间,也有小区域的微观研究,更综合性地展开对不同的人群、社会和制度的比较和分析;特别注意“大历史”和“小历史”的互相照应与贯通融会,多位学者的报告都能够以精到的个案化研究“以小见大”,如在地方政区调整这一“小”切入口中展开诸如“国家治理能效”之类“大问题”的讨论。杨伟兵总结道,与会学者有意与无意间都在谋求一定的学术归纳与总结,如政区建置与建置、土司概念与制度、边疆和国家治理,等等。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详加审视包括我们在内的研究,便会发现有些讨论已经不能满足学术和现实需要,若要实现有所总结,有所创新,则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本次工作坊显然便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他最后对项目研究团队提出两个希望,希望未来研究能深化历史文献的利用,实现制度史的精深解读,不仅要将目前仍较模糊的一些概念和体系研究透彻,更要勇于挑战争议,接受学术检验;希望继续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学术研究既要坚持坐“冷板凳”,也有不断走出书房,寻求“对话”。最后,杨伟兵代表主办方对国内外与会专家、学者疫情期间对本次工作坊学术研讨的大力支持和付出表示诚挚感谢,对未来学术之共襄给予美好祝愿。

与会学者线上合影(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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